这部带龙标的记录片，值得为它等待6年｜思想菜

此图来源于一个App

摄影 ｜ Jason Dent

City Dream

版权声明：本文首发于法治周末报，文兔子清，责任编辑尹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这是中国首部以城市治理真实案例为题材的纪录片，8月末上映以来，《城市梦》获得了8.1的豆瓣评分。

地摊小贩和城管大队是影片最具张力的两个标签，不同于人们的刻板印象，整部影片没有血雨腥风的对抗，观影中甚至有几分欢乐的气息。这是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虽然今年才上映，却早在2014年就拍摄完成。

导演陈为军，此前更为人所知的作品是纪录片《生门》，聚焦了四个面对极端生育时刻的家庭。除此之外，《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出路》等，从艾滋病题材到中国小学生班级选举，再到贫困家庭的读书出路，不难感受到导演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厚重的选材视角。

历经6年，《城市梦》终于上映。

影片没有旁白解说，作为一部记录片，却有着如同剧情片一般的观影沉浸感。让人遗憾的是，导演因为身体原因坦言这是收官之作。“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他在无法参加首映式时给观众的视频中说。

1.当生活弱者遇见工作弱者

鲁磨路是武汉洪山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人行道上一个破旧的报亭和货车改造的简陋水果摊，是河南农民王天成一家的谋生之所，更是他的梦想堡垒。

他的梦想很简单，城市教育资源好，孙女萍萍在这能上地大附属中学。用儿子王兆阳的话说，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父亲年过七旬患有脑梗，母亲癌症晚期。他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失了右手，“300多吨的液压机落下，一下就没了”，平日饭菜有肉女儿觉得就是美味。

这个家庭在鲁磨路上4米乘6米的占道经营，在城管大队眼中，是靓丽城市风景线的一块牛皮癣；而在王天成眼中，是一家人留在城市，让孙女成为新武汉人的全部生计来源。

肩负整顿重任的洪山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乔装卧底、疏堵结合、费尽心思。然而，王天成过往十四年拖家带口城市讨生活的经历，早已练就一身“硬本事”。

他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时而满街追打执法队员又横躺马路中央。在那幕和城管辩驳自个儿经营行为是否影响了城市发展的激烈辩论中，这个赤着胳膊满头银发的老头，分明是占道经营合法性辩论赛的全场最佳辩手。

一直以来，小贩和城管，已通过社会新闻、微博热点或你我亲身经历的那些追赶片段，形成了刻板印象。一弱一强，一逃一赶。很少有人意识到过，城管——这个城市治理的基层执法者——也是弱者，也有心酸。

影片中，导演将另一组镜头，对准了城市基层管理者的日常。在这组记录中，人们才更多地被颠覆了认知。讨论整治策略，了解家庭背景，引导入室经营，依照程序送达，甚至帮王天成一家寻找可以规范经营的定制棚亭……我对城管的认知，慢慢从刻板的嘲讽和挖苦中，生出几分理解和宽容。

这不免让人质疑纪录片的真实性。客观上，因为摄影者的加入，主人公纯粹的行为表达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影响。但影片结束，你会感谢导演的视角不在于放大斗争。哪怕小贩和城管是看似天敌的存在，他们一些时刻是对抗的，但更多时刻是放逐了对抗的。

在导演看来，他们都是依托于这座城市而生活的个人，都有在这座城市好好活下去的愿望。当胡队长开车载着王兆阳寻找适合搬离后重新经营的地方时，王兆阳和他闲聊几句，两人都有孩子，都是一个，都是女儿，于是会心一笑。在那一刻，只有共通的情感，只有火热的生活。

钉子户也好，城管执法人员也罢，不是非黑即白，现实往往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复杂性。好坏的分界、强弱的标准，不是你我与生俱来的身份标识。一切在场景中流变，处在模糊而广阔的多重色块中。

尽管有人质疑这个“温情手法”的肤浅，导演记录的视角仍让我觉得珍贵。我感受到的，不是冲突和苦难，而是即便很难也珍视生活本身。打破脸谱化的人物，呈现丰富的视角，这比单纯的批判和讽刺更可贵。

2.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

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孙女王展萍从几个月大到武汉起，就没回过农村老家。在全家人眼中，她已经是个“完全的武汉城里人”了。虽然在学校的各种评比和奖励，像她这样的外地孩子，并没有份。而她，也直到初二，才第一次花了88块钱，进游乐园玩了一次那些“刺激坏了”的游戏。

和城管的对峙进入拉锯战后，王兆阳带着媳妇回了一趟河南老家。面对乡亲，他像没事人一样解释自己的右手残疾，“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说完微微一笑，云淡风轻。

面对年久失修杂草丛生的老屋，他打趣道：“这就是电视上那种鬼屋。”无论心里多么惋惜，他都知道，河南镇平——这个父辈和自个儿的故乡——是再也回不去了。

影片开头一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8%骤升至58%，在这四十年里，约8亿多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农民进城遭遇“谋生难”，各地政府则面临“管理难”。

影片结尾其乐融融，影响市容市貌的报刊亭被拆除，城管为王兆阳安排的亭棚已准备好，王天成的爱人打着手机感谢政府感谢城管，笑容爬上嘴角……这个家庭总算撕开苦难的阴霾，即将迎来崭新的城市人生。

然而，我仍隐隐的担心，换了新地方就能拥抱城市化的新生活了吗？如果那里又要建珠宝一条街需整街拆除，王天成一家人又该去哪？这一次还能遇到讲策略讲法理讲人情的城管执法人员吗？王天成还能靠着天赋人权的说辞，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取得执法人员攻防战运动战拉锯战的三连胜吗？如果都没有，他们还能回到农村回到河南老家生活吗？

学者贺雪峰在《农民如何城市化》中写道：

“虽然农民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也就是农民离开村庄，村庄因此衰落，不过，村庄仍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农民在村庄中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中获得收入。而且村庄生活成本低，村庄熟人社会使社会互助变得容易。农民正是在村庄依据自己的家庭状况采取自认为最佳家庭策略进城的，他们对自己情况最了解，也对自己决策负最后责任。”

又写：

“村庄是生产性的，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又是进城失败时的退路，中国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村庄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乡村振兴显然不是要让农村变得比城市更好，从而吸引城市人来乡下居住，而是要为持续进城农民提供村庄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一个稳定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村庄，正是中国稳健而高速城市化的前提。”

王天成一家是无数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活的农民缩影。在我看来，生机勃勃的村庄，于他们而言有比繁华都市更重要的意义。

因为，城市梦成，皆大欢喜。城市梦碎，有处可栖。

3.城市化意味着什么

白天，鲁磨路人声鼎沸，蔬菜水果、日用杂货，王天成一家和其它沿街摊贩，让这条人行道充满便利和生活感。夜晚，收了摊后王兆阳就睡在堆满水果杂物的小货车上，翻身困难。

一家子在这个城市租有两间小屋，昏暗破旧，兼具生活起居和仓储存货的功能。这个小小的空间，见证了父子俩面对拆迁意见不同的争吵，也见证了王兆阳一家暖意融融的晚饭。

导演在一次采访中说：“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很多都比剧本更精彩，生活中真实的人也比很多演员更让人感动，纪实类影片不等于沉闷的代名词，电影应该被更多人看懂，我的影片风格就是这样——有笑也有泪。”

这是影片耐人寻味的地方，穿插着锣鼓声的博弈过程辛辣生猛，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但最后的温情和乐观中不乏暖意，那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是武汉的城市精神。

影片开机的那一年，武汉发生了不少大事儿。经济总量破万亿，国务院提出要在武汉“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光谷大学生数量创历史新高……影片中，城管队长胡毅峰一遍遍向拒绝整改的小摊贩强调，“城市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国际化的大城市”。

在滚滚而来的现代化车轮面前，城市更新的价值真的优先于个体保障吗？时代的进步一定要挤压小人物的生存空间吗？我们能否在倡导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探讨个体权益保障，尤其底层公民权益保障的制度构建。

每个城市要谋发展，每个人也要谋生活，宏大的愿景，微小的心愿，都是梦，都值得尊重。

记得张玥在《里约大冒险》中说：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目前巴西的城市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中国和印度的城市化率分别为百分之五十四和百分之三十一，虽然数字不同，但这些国家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着高速城市化。

以这三个大型发展中国家为代表，整个世界也经历着大规模城市化——1800年，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2008年城市居民首次在历史上超过农村居民；照这个速度，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将生活在城市……

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高速增长的城市化背后，也许是被强占的乡村土地和被剥夺的生活方式，也许是薄弱的公共服务与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

2014年影片拍摄完成时，足有600小时的原片，彼时陈为军觉得不可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后期以及过审，于是他说《生门》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此后4年，漫长的后期，一遍遍修改，直到片子拿到龙标，600小时的素材最终凝结为104分钟的光影。作为观众，我对这样一部纪录片心怀感激。

城市梦，核心不是城市也不是梦，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要问梦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你我可以选择闯荡城市，也可以安守乡土。无论在哪，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以公民的身份，平等而体面地在这片土地上立足。这是发展的价值，这是城市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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